“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每个人行使自然权利的界限在于保证社会其他成员得以行使同样的权利。

这意味政党法治国的建构不再会出现旧法治和新法治之间的钟摆，也不满足于西方某种法治模式在中国的简单翻版，而是在中华法系礼法互动的传统基础上，经历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法律革命的挑战、考验和损益更新之后，重新在党法和国法的基础上重构现代的中华法系。法治概念也就从古典法治秩序中的神圣法之治变成了现代法治秩序中国家法之治（the rule of state law)，这种国家法之治在大陆法传统就变成制定法之制（the rule of statute law)，而在普通法传统中就变成了 判例法之治（the rule of case law)。

因此，古典法治的核心含义乃是神圣法之治（the rule of sacred law)。就像山寨产品中包含的创新冲动逐渐演变成发展为新的技术和品牌，今天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也似乎具有类似的冲动，即全面吸收西方不同法治模式中的理念、制度和要素，把不同的模式混合在一起，从而在政党法治国的有机体中慢慢成长为一种混合类型的新型法治模式。另一方面执政党全面掌握国家机器，完全可按照每个机构的性质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来共同落实其治理思路，而不需要向西方国家那样主要借助自己掌握的行政机构来实施。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行政法治国的兴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核心价值上作出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逐渐取代共产主义成为凝聚党和人民的核心价值。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政党法治国，恰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自由资本主义也向福利国家时代转型。但既然《监察法》已经在该问题争议上作出选择，也不宜过多的否定这项反腐法治成果的规范意义，而应当尝试性的探索替代的方案。

从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到哈特的法律规则说再到富勒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无不都在尝试诠释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有效的法律以及什么是理想的法律状态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深深烙印于法哲学研究层面，千古难以改变。同时其又指出，为了维持这种一致性，必然要采取多种程序措施，其中大多可以归入 诉讼上的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包括聘请律师、交叉质询等等。然而，如果监察委员会发现被留置的嫌疑人只是纯粹的严重职务违法，只需要给予政务处分即可，不需要判处刑罚，此时留置期间对人身自由利益的损害既不能够折抵刑罚，也不能够获得国家赔偿，这显然隐含着法律规则的冲突。循证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轨迹，确定监察留置规则是否自洽，其关键就是要对上述四项要素进行匹配性检验。

例如，关于《监察法》第44条第3款留置折抵刑期规定和《监察法》第22条结合考虑之后所产生的隐含规则冲突问题，由于针对严重职务违法行为的留置类似于行政强制措施，所审查的是职务违法行为，针对职务犯罪行为的留置接近于刑事强制措施，所调查的是职务犯罪行为。《监察法》是以原《行政监察法》为蓝本制定的，留置替代两指之后，既有效地防止国家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过度干预，又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来实现高效反腐的目标。

谁来监督监督者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因为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监督权的独立化确然能够提升监督的实效性，但权力的过于集中本身就容易产生膨胀的风险。依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留置的批准权与执行权都掌握在监察机关手中，旗帜鲜明的表现出《监察法》有意让留置措施内部化的基本立场。二是将严重职务违法行为排除出留置的范围，虽然解决了规则冲突问题，但可能导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部分成果付之一炬，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富勒提出的程序自然法的八项要素，都是规则自洽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八项要素中有很多已经不具有实质意义，例如，一般性、公开性、稳定性、非溯及既往性是法律规范有效的前提，这在现代立法早已达成共识，在一部有效的法律语境下讨论这四个要素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紧接着，2018年3月20日，《监察法》得以通过，奠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机制运行的法律基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标志着历时1年零3个月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落下帷幕，其中用多达7个条文的篇幅分别对留置的对象、条件、撤销以及错误留置的救济等作出规定，为留置措施的有效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监察法》所设置的7项留置规则属于不完全的法治进阶，其不完全性表现为：由于未区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两种留置情形，引发规则适用的内部冲突。其二，如前所述，留置事实上替代的是两指和逮捕。

二、从两规到留置：不完全的法治进阶 用留置取代‘两规，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实现党纪和国法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事实上，《监察法》已经有让检察机关监督监察委员会的迹象，如该法第47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检察机关监督监察委员会的表现。

另一方面，要正确理解用留置替代‘两规这项改革策略所蕴含的法治思维，剔除两规、两指所残留的违宪性因素，塑造符合法治反腐需求的监察留置规则。将留置不加区分的同时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不会导致实质的不正义，只是会带来规则协调上的不完美，在目前各地方都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内部规范的基础上，没有必要对《监察法》进行重新修订。

例如，关于堕胎，一些人可能不能接受一种禁止它的体制正当性，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能接受一种准许它的体制正当性。第二，规则之间矛盾，即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的内容，造成法法衔接不畅。而为了维持自我保存，必须具备近乎平等的自然事实以及必要的自然权利（人身、财产和承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进而建立起自然事实与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关联。这项规范存在两点问题：一是经监察机关审批表述不明，究竟是经本级监察机关审批还是上级监察机关审批？二是监察机关审批依然属于内部监督，内部监督太弱的问题依然存在。是否允许律师介入是有关高效反腐与人权保障权衡的最激烈的争点。现代理性自然法理论已经跳脱了古典自然法极端的一元方法论和绝对主义的认识论范畴，走向二元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的法哲学方向。

在经历实证主义将近一个世纪的压制之后，复兴自然法的学者敏锐的察觉到，自然法只有与人类生活相联系时才是有意义的，要辨清和阐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类活动所遵循的自然法，这种活动被我描述为‘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视野'。法治的固有含义，是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为目的的，因此，在监察留置规则设计、解释和运用的过程中，应合理吸收《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的义务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以补正公权力规制的不足，同时也要考虑到保障人权因素，建立健全留置措施的外部监督机制，塑造符合法治反腐需要的留置规则体系。

制定法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类智慧成果，但这类成果也有它的局限，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缔造出一部完美的法律，虽然正义与法律的内容大多一致，但法律却也常常欠缺正义。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律师在法治反腐推进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便出于案件特殊性的考量，也不宜一般性的排除律师介入的可能性。

用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取代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后，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侦查人员整体转隶至监察委员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留置可以说直接取代了原本侦查阶段的逮捕措施，只是适用的法律以及启动的条件存在差异。其三，遵守实在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一种先在的法的观念，即自然法。

沿着这种思路，富勒提出了程序自然法应当具备的八项品质，分别是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连续性）、非溯及既往性、非矛盾性、非要求为不可能之事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既然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强制措施，适用的规则当然也可以不同。（二）法律规则的自洽性及其程序自然法标准 真实世界几乎不存在使规则自洽的充分条件。因此，留置并不能完全替代两规，两规的规范依据也没有被完全废除。

至于通缉的决定权，考虑到反腐权利集中的需要结合，比照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16条的规定，将之交由监察机关行使是妥当的。自然法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唯一真理（veritas una），而是运用理性重新定义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即法是前提意义上的理性的产物，……，一项法律根据它所具有的理性产物的属性的完整和直接程度的不同，是不同程度的法。

因为既然立法者人为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同等适用留置措施，为了保证反腐的彻底性，按理说也应当让留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囊括加功严重职务违法行为者。尽管公职人员需要承担依法履职、遵守纪律、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等法律和道德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对公职人员进行追责时，可以提前适用类似逮捕的限制公职人员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意味着公职人员入职宣誓时概括的放弃其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19世纪初叶以前的自然法立场是飘忽不定的，自然法时而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制定法，时而又刚好反过来，致力于与制定法的斗争。依照《监察法》第22条的规定，改革后留置措施适用于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的对象为全体公职人员。

问题是，在区分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留置之后，如何对相关规则进行配置，从而解决规则内部冲突以及规则与规则之间冲突的问题呢？ 第一，就前述规则内矛盾而言，在实施细则或解释明确针对严重职务违法的留置和针对职务犯罪的留置属于不同性质的强制措施，并且设置不同的适用规则之后，相关问题也会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在促成高效反腐、追求实质真实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留置规则的程序设置能否有效的保护被留置者的人权，这才是围绕当前监察留置规则争议所隐含的最为重要问题。毋庸置疑，从核心构造来看，自然法与实在法存在天然的隔阂，因为自然法是先于所有这些规则和法则而存在的。然而，未竞的问题是，留置作为取代两规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适用范围设置是否合理、适用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以及对被留置对象的程序保障否充分？表面上看，上述问题似乎都是见仁见智的程序设计问题。

正因为如此，监察体制机制的构建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高效反腐与人权保障博弈和权衡的过程，其关键在于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为避免有意或者无意的矛盾，法律规则的制定者必须谨慎推演规则适用的情境，这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也是规则完善所不可或缺的步骤。

处理职务犯罪的强制措施是逮捕，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的性质是刑事措施。笔者认为，在留置规则重塑时应当采纳方案二，主要理由是：第一，最大限度的维护了立法的稳定性，有助于法治反腐的持续推进。

此外，留置批准权与执行权集中的同时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存在法治隐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体上在发现实质真实和保障人权价值取向方面，更侧重于发现实质真实，……，以便于查清案件为主要价值取向。